一阵摩托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嘎然而止，接着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秀秀，她一进门，就用摩托车的钥匙指着我说：“老三，没想到吧，你也有落在我手里的时候，有人举报你渎职……”
“渎职？”我先是一愣，接着笑了，“我远离仕途官场，哪有职可渎啊？你搞错了吧？”
“哪能错呢，就是你！”她一本正经地说，“有大量翔实的资料证实，你不但滥用职权我行我素、胡作非为、凭着个人的好恶和臆想独断专行地对手下的人们任意处咎和戏弄，还经常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借用他人的名义干一些男盗女娼的勾当……你厚厚的案卷里，不仅涉黄，甚至有涉黑、涉毒、涉枪的嫌疑，有渎作家一职。”
听到这里，我知道她在开玩笑了，就打趣说：“小秀秀已变成大秀秀了，不得了啦！不再是在老牛湾畔放羊的小妞妞，而是在江湖上呼风唤雨的大姐大了。你说的那些，基本上属实，那确是我的老毛病了，早已是罪大恶极，该打该罚由着你吧。”
“就是老毛病！”她忍俊不禁地说，“从小你就学着渎职、学着收买人心、学着勾引女性，大了还能好到哪里去，这样吧，你老老实实地跟我走一趟，你的罪行，你最清楚，怎么判，也得判个半生一世、罚个千盏万杯……”
我坐在她崭新的摩托车上，听她大声小气地说个没完。她说她当县长、当副市长时，整天忙的不可开交，确实没空出来兜兜风、会会老朋友老亲人。而你老三比老九都倔，我呆的那些个地方，你不乐意去、不乐意“高攀”，你就是你，清高得让人见不了皮、摸不着肉，更别说知根知底、见心见性了。而今总算好些了，比原来轻快多了，终于有时间兜兜风、煽煽情了。今儿，我就思忖着想见你，于是，以微服私访的大名大义，支开司机，骑上自己刚买的小摩托，终能出来吸口气、见见天、见见老亲眷了……
一路上，她还说，人生苦短，咱们都已是老大不小的人了，不能再只顾工作而忘了生活、忘了老朋旧友、忘了本，在各自的人生里留下不可弥补的缺憾和遗恨。
听她嘟嘟噜噜的，我忽然觉着，此时此刻的王秀秀，不像个官员，倒像个诗人和作家。
她的话，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是我上小学五年级的秋收季节，也就是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前的最后一个生产队的忙季，为支援三秋战役，学校放了半个月的假。也就是在那个忙假第一天的下午，我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渎职。
那天下午，我作为少先队执勤排的排长，被派往执勤任务最艰巨的村东口，负责收工入村人员的“例行检查”——看他们在干活的时候或劳动的间隙，有没有偷偷地往各自的衣兜或提篮里藏放集体的大豆、棉花等农产品。大队里有明文规定，即便是在地头和道路上捡拾的庄稼，也是绝对不允许带进村的。当时的生产队抢收和耕作期间，有一个贯例，宁肯那些被遗漏的庄 稼烂在地里，也不准群众去捡拾，一怕滋生自私自利思想，二怕影响生产劳动。
傍晚时分，忙碌、热闹、嘈杂、喧嚣了一下午的秋野，开始另一种退潮般的沸腾——操劳了一整天的人们，终于到了收工的时刻。当然，在收工返村的人流中，也有随大人下地玩耍的孩童，也有以薅猪草、挖野菜的名义，想趁机捡拾一些农作物的少年。反正那些遗落在田间和路边的庄稼，没有捡拾，也早晚会霉在地里烂在路边。
可是，上级有指示，大队里有规定，严格杜绝捡拾庄稼。
一看收工的时候到了，我们执勤小分队马上紧张起来，我作为少先队执勤排的排长，更感责任重大，一边指挥队员们严守村口，严格检查，一边寻望着陆陆续续从田间回到村口的人们。想从那一张张黝黑拟或铁红的脸上发现星星点点的期待又不期待的蛛丝马迹。
就在我用心观察，全盘把握之际，队员来春一脸庄严地拦住了他的大婶子，并呵斥责怪着没收了他大婶的竹篮——里面有多半篮搀杂着泥土的黄豆，用厚厚的一层青草覆盖着。他大婶子泪都出来了，窘得不行，而又觉着理亏，觉着没面子，只能小声嘟噜着：“这孩子，你吵吵啥啊，我又不是偷的东西，是从露面上的宣土中胡拉的……”
此情此景，说实在的，我感到的不是斩获了什么，而是一种说不上来的五味杂陈……
我甚至，靠前了几步，想从来春手里夺过他大婶的那个竹篮，想还给他那泪流满面、汗流满面的大婶。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看到王秀秀从老牛湾那边的苇丛里东望西望地钻出来，然后又躲躲闪闪地隐身在路边的蒿草丛里，迟迟疑疑、惮惮怵怵的朝村头走来。我注意到，她的臂弯挎着一只特别大的沉甸甸的柳条篮，一看，就肯定有问题。
待她粘粘缠缠地终于挨近村口时，我知道不对劲儿，就预先狠劲地咳嗽了一声，并特意揪了揪佩带在我左臂上的鲜红的袖章——提醒她千万不要过来！
我当时就琢磨，你王秀秀傻啊！等我们下班后，你再回村，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说起这个王秀秀，怎么说呢，她家与我家虽说不是对门邻居，却沾亲带故的，我的姑奶奶是她的老奶奶，按世袭的辈分，她得叫我表叔。这也是后来我俩热恋一阵却迫于长辈们的压力而最终分手的主要原因。她尽管与我同岁，却比我晚上三年学，因为她的家庭当时太困难、太穷了。可她又非常非常的渴望读书，在答应了不耽误割猪草、挣工分的前提下，她的父母才勉强答应她入了学，而且是从二年级开始上的。好不容易入学后，她也特别的勤奋、特别的体谅家人，一边上学一边尽可能地多割猪草、多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再后来，她还从地里捡回几只小野兔，当做家兔精心豢养起来，还真养活、养成了，还繁殖了不少。当时的公社书记，听说我村有养野兔的，还专门到村里来看，并出高价买下了王秀秀所有的成年兔……
后来，为了让王秀秀安心养兔和上学，公社书记还通过大队支书，安排王秀秀的父亲到大队旅店和饭店上班。大队的旅店和饭店位于村东头，在济商公路、也就是后来的105国道的路边，生意特别红火，在里面上班的人们，据说都能捞到不少的“油水”。那个时候，在国家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一个大队能有个集体的路边店，相当的不容易。能到这店里上班的，就更不容易。
后来实行了责任田，她更是起早贪黑地帮家人劳作，直到考上大学。那时，她家的情况也好多了。这个时候，当年的公社书记，已经升为县长，他早已和秀秀成为忘年交。也有另一种说法，说他私下里，认秀秀做了干女儿。就这事儿，我还私下里问过秀秀是不是真的，秀秀说：“都是胡罡，没影的事儿！人家县长有两个亲生的女儿，为啥还认我做人家的干女儿啊！”
再后来，秀秀考上了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县长亲自坐车来送的，不仅为秀秀以政府的名义颁发了厚厚的助学金、奖励基金，还为秀秀的学校和班主任颁发了奖状和奖金。就连秀秀到千里之外的都城入学，都是县长带车亲自护送的。在当时的村里、乡里、县里引起不小的轰动，引发不少的猜想和猜疑。尤其是在我村，一时之间，大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艳羡和心念。
话扯远了，关于我和王秀秀，还得回到那个黄昏的村头。
那天，看情况，她也是先参加完生产队的派工，然后又去薅的猪草和兔草。当然，野草下面一定有她随手捡拾的黄豆或棉花。当时，我那一声响亮的咳嗽，再加上我着意揪揪袖章的动作。她肯定看懂了我的意思。她不再往前走，当然也不好意思再往回走，她特别的透灵和聪明，会意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弯下腰来，继续薅路边的青草。
谁知，我刚松了口气，另一名队员狗剩就大呼小叫地让她过来，要她接受检查。我一看要出事，就赶紧对狗剩说：“这事儿交给我吧，你把好路口，我过去检查一下。”
我径直走向王秀秀。
她分明是听到了狗剩的呼喊，也听到了我和狗剩说的话。她没过来，也没逃走，而是依然默不作声地薅草。在我走近她的时候，她抬眼看了看我。我发现，她尽管对我是心里有数的，但也难免有些紧张。她的脸红朴朴的，目光也有些闪烁其词、有些难以把握的难以预料的惊惧。我倒是特别的镇定，一点也不慌乱，为不让其他的队员们看出破绽来，我赶紧用一种特异的目光非常微妙地锁定她的目光，然后微微地摇摇头，示意她不要紧张、不要害怕，要和我配合好。我看她那抹心领神会的眼神，就大步走到她跟前，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不由分说，我弯下腰来，将手伸向她的篮子。与此同时，我低声告诉她：“别怕，没事儿！”然后，我又装模装样的翻她的篮子，并用手一边撩起上面的青草一边用劲压压下面金灿灿的黄豆。翻动一阵后，我大声说：“天这么晚了，不能再呆在村外薅草了，大队里有规定，你快回家吧！”
她斜乜我一眼，也没吭声，一副很听话，很乐意接受检查和管理的样子，乖乖地跟着我走到村口，走过村口，走过其他队员的身边，然后，头也不回地，慢悠悠地，拐进回家的小巷。
后来，接连的十多天，她总是挎着一篮青草收工回村，而“严格”地检查她的又总是我。
开学的头天晚上，她端着半碗用鸡蛋炒的胡罗卜咸菜来到我家，在我父母不注意的时候，小声对我说：“多亏你照顾，那些豆子卖了，够我几年的学费（那时的学费很低，一年也就是几元钱），我又没法回报你，给你半碗咸菜吧……”
再往后，我考上师专时，她刚好上高中。她参加高考时，我已执教一年了，而且正好负责她的考场。那一年，她最薄弱的政治和历史课，都考了满分，并在师长和县长们的动员下报考了一所名校的政治系。再往后，她在乡里当副书记时，我到省城上作家班，那时我俩刚刚“失恋”；她到县里当副县长时，我又去了都城文学院；她荣升分管文教的副市长时，我刚好辞职，做起了自由写作者……
岁月如流，斗转星移，一切都在变化中。她的阳关道和我的独木桥，越来越不在一个景区了。不过，唯独没变的是，她仍单身未嫁，我仍单身未娶；她成了绯闻不断的大剩女，我成了蜚语成堆的老光棍……
当我从绵绵忆念中回过神来，摩托已停在老牛湾东岸的滨湖酒店前，这是本市最高档的五星级涉外大酒店。
我喝得差不多时，她也醉得泪流满面了。而且醉得改了口，从一贯的称我老三，到劝酒时改叫三叔，这会儿又直呼我的名字了。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抱住我的胳膊，梦呓般的说：“伊昂，你这个超级大笨蛋、该死的老封建、狗屁不通的臭文人！你非得等我老了、等我死了，再念道我不成？你把小说写得活灵活现、有风有情、有滋有味的，自己却榆木疙瘩、形同呆瓜……你呀你！”
我想反驳时，她死死地堵住了我的嘴。
第二天上午，她终于醒来，嘿嘿嘿地笑了一阵，小声问我：“昨天晚上我都说了些什么？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说：“我什么也没干，光侍候小姑奶奶你了；你什么也没说，光骂我了，而且骂得很有水平，接着骂吧。”
她看看看，看了我好一阵子，忽然说：“你渎职，你知道不，你渎职！”（发表于《文学港》200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