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水，长又长，运河之脊在南旺。由于特殊的位置和地势，山东省济宁市成为了明清两代河道总督衙门的所在地。大运河的贯通带来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河道总督衙门的建成带来了济宁城几百年的繁荣与富庶。伴随着济宁市运河河道总督署博物馆的兴建，济宁籍著名作家杨义堂的第八部长篇传记文学《河道总督》即将出版，我有幸提前拜读了杨义堂老师的新作，掩卷沉思，感慨良多。既感慨治水患的艰辛，愤慨世事的艰难，更感佩治水者的忠勇无畏。

一、历代治水千辛万苦

华夏先民从洪荒中走来，逐水而居，繁衍生息，既享受着水的福泽滋润，又承受着水的无情蹂躏。从特定角度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河史。由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开始，我们的祖先始终在与黄河进行着顽强的斗争，筚路蓝缕，艰难前行。

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开始，就有了黄河决口的记录，历史上见于记载的黄河决口泛滥总计有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到了南宋，黄河从河南开封直到淮安之间的河道因淤积变成了“悬河”。伴随着黄河频繁的决溢改道，防御黄河水患成为历代王朝的大事。

元朝定都北京以后，京杭大运河得以全线贯通。但运河北段缺水，还有一段“借黄行运”，使得大运河也成为治河、保漕、安运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淮河中下游夏天的降雨量大，导致淮河经常泛滥，给淮河中下游的居民带来年复一年的灾难。再加上黄河南下夺了淮河的河道入海，使得淮河的水患更加严重。

黄河、运河、淮河，这三条大河中的哪一条出了问题，都是滔天巨祸，难以治理，更何况三条大河交织在一起，问题叠加呢！

除了这三条交织的大河带来的困难，治河的官员还要考虑皇陵和祖陵的安全，要保障沿岸百姓的安康，要协调河道、漕运等各部门的关系，还要防范奸佞与言官的妄奏与弹劾，真的是困难多多！

但潘季驯不怕这些，既然时代把治河这个天大的重担交给了他，他就义无反顾，一头扎进了危险、艰难又繁忙的治河工作中，从青丝到白头，殚精竭虑，形销骨立，直到油尽灯枯。

二、潘季驯忠勇无畏

嘉靖四十四年，四十五岁的潘季驯升为正四品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河道总督，协助工部尚书朱衡治河，开启了他与水患纠缠斗争的后半生。

潘季驯甫一上任，就带着一众河道官员一起乘船南下，到决口现场去“问诸水滨”。但因为与工部尚书朱衡的意见相左，一个主张疏通旧河，一个主张开通新河，受到朱衡的打压，才能没能得到全面施展。可他不计前嫌，关键时刻心怀全局，为朱衡求情，可见其人品的端正。

丁母忧的第四年，五十岁的潘季驯第二次总理河道，既要保漕、治河，还要当心言官的弹劾。但不管困难有多大，他都抱着“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决心。

一些下属被罚了俸禄没饭吃，他不仅拿出自己全部的俸禄，还写信让夫人从家里的开销中挤出二百两银子寄来，和下属一起做饭一起吃；大年三十，他独自守在冷清的官衙，思念着家人，思考着治河；工程即将完工之时，黄河又一次决口，他不顾身上致命的背疽，让人把自己绑在马背上，经过两天两夜的艰难行程，又来到了治河工地。

在治理黄河的实践中，潘季驯发现了“挽流归槽，以堤束水，束水攻沙”的方法。经过十个月的奋战，黄河全线完工，大河宽阔深厚，上万条漕船经过黄河北上，畅行无阻，

万历六年，五十八岁的潘季驯第三次奉命治河。三河两岸全踏遍，确定了通盘考虑、三河同治的思路。

他与下属商议使用漕粮折色的办法，解决了棘手的资金问题，又制定了严格的资金使用政策，杜绝了贪污浪费；他来回巡视，反复琢磨，提出了“筑堤障河，束水攻沙，筑堰障淮，逼淮注黄，以清刷浊，沙随水去”的二十四字主张；他每天戴笠披蓑，栉风沐雨，于河漕工地上来回督工；他舍命镇守高家堰，将高家堰的土堤变成了石堤，又在缕堤之外，再筑月堤和遥堤，将河防工程筑成了铜帮铁岸、固如金汤的万里长城！

之后的九年间，黄河、淮河、运河三条大河年年安澜，朝廷无忧，百姓安居乐业。

万历九年，六十八岁高龄的潘季训因黄河决堤又重回济宁总督衙门，开始第四次治河。通过实地勘踏，他发现上次所修的堤防数年来因“车马之蹂躏，风雨之剥蚀”，大部分已经“高者日卑，厚者日薄”，降低了防洪的作用。

于是，他提出以修守河防为第一要务，建立了一套日常的“四防”“二守”制度，开始了大规模的河道大堤养护工程。他把全部时间都耗费在河防工地上，还发明了检验大堤质量的“锥探法”。来工地看望他的老妻水土不服，生了病，他也顾不上照顾，竟然让病体沉重的妻子独自回湖州老家，结果老妻在途中归天，身边竟连一个亲人也没有。读至此处，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忍住那滚烫的热泪吧！

这之后的近十年间，黄河、淮河没有决口，三百年间没有大的改道，实现了中华民族大河安澜的梦想。

潘季驯治河受命于危难之时，他日思夜想的都是治河，为了治河几经生死，几经罢黜，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不入流俗、不图私利、忠心为国的“纯臣”精神可歌可泣、感天动地。

然而，大明朝廷对潘季驯这位治水功臣的态度却让人心寒。

三、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

大概是因为东厂、西厂、锦衣卫、诏狱等原因，明王朝总让人不大喜欢，但是单就治理水患这一件事，明王朝确是有着极大的成就的。然而，对待治河的功臣却相当严苛，甚至无情。

大明的缔造者朱元璋是叫花子苦出身，从小最痛恨贪官污吏，当了皇帝后对官员们很苛刻，给各级官吏们发放的俸禄少得可怜，出了问题还会被罚禄米，官员们有时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

潘季驯历尽千辛万苦治河成功后，没有等来朝廷的表彰，却因言官的妄奏而被冠带闲住；张居正被打倒在地，潘季驯为张居正的老母亲求情，却因此被削职为民，并夺其原来授予的一切诏命；老妻病逝在回家的客船上，但朝廷却不准他离开工地，回家给老妻发丧；大口吐血、卧病在床的潘季驯连上三份《乞休疏》，但朝廷的回复却都是在任调治病体，用心经理督察河道；明朝三品以上官员有功劳者，去世后都可以得到朝廷议定的谥号，但半生治河的潘季驯却没有得到朝廷赐予的谥号。呜呼哀哉！天理何在！

然而，这些委屈潘季驯都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大河安澜，朝廷安心，百姓安定。一件事只要有利于社稷和百姓，那就应该去实行，决不考虑自己的进退得失。面对权贵，他刚正不阿，宁折不弯；面对困难，他义无反顾，毫不畏惧；遭遇挫折，他随遇而安，从不消极。为保高家堰大堤，他宁愿得罪皇帝，让皇祖陵永远面临水淹的困境；首辅张居正以“保你升为工部尚书”为条件，让潘季驯支持自己的主张，潘季驯愤而拒绝；临终之时，他嘴里唯一说的还是“治河”。

故事中的潘季驯让我想到了孟子的两句经典对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它与《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脉相承，体现的是儒家积极入世、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

一般来说，能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很高的标准了，然而潘季驯却是达到了不论“穷”与“达”都能胸怀天下、造福苍生的至高境界，做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亦忧其民”的无我境界。治水患时，他不满足于当前水患的解决，而是希望大河安澜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于是建了缕堤、月堤，又建遥堤和格堤；被进谗言冠带闲住时，他在家乡城外的山上修建书院，给湖州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读书和切磋学问的地方，带动了当地高层次的文化交流；被免官时，他倾尽所有家财，历时五年，为家乡父老造了一座坚固的五孔石拱桥；三次乞休告老还乡不被准时，他还拖着沉重的病体带下属沿河考察，拄着拐杖在工地督查站成一座雕像；病势沉重，他珍惜弥留在世上的时间，强撑病体，整理和编撰自己治河的奏疏和各种文稿，完成了一部集治理黄、淮、运之大成的巨著《河防一览》，为后世留下宝贵财富。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为你遮风挡雨、负重前行。潘季驯就是那个挡在黄河、淮河的决口前，以一己之力保万民平安的孤勇者！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一个人没有脊梁就不会行走；一个民族没有脊梁，只能屈服于别人脚下，匍匐前行，丧失尊严。中华民族正是有了一群群、一代代像潘季驯这样的民族脊梁，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忘我的付出，才能让我们的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朝于斯，暮于斯，饮食起居于斯，已绝生人之乐；寒不息，暑不息，烈风暴雨不息，常怀殉国之心。”河道总督潘季驯的过人胆略、公仆意识和人格魅力，让我们感慨之余，更激励着我们迎接挑战，战胜困难，开创中华民族更加奔流激荡、纵横捭阖的新篇章。（文/朱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