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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察丨让中国篆刻成为世界性的存在

2023-03-23 08:54   大众报业·大众日报   卢昱

在一块极为有限的小小天地中,以其刀笔和结构表现种种意趣气势,形成各种风格流派,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力量的美——

让中国篆刻成为世界性的存在

3月20日,首届中华印信文化精品展在曲阜开幕,古今篆刻珍品汇聚。“这届印信展既有古今对话,也有国际交流,既有各创研单位的艺术骨干,也有崭露头角的印坛新秀,真正诠释了传统与创新的交融,可谓‘篆刻无限景,都聚展陈中’。”展览主办方之一的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副主任范正红表示。

次日,与该展览配套的“印证诚信 共鉴文明”文化学术论坛、圆桌讨论会、全国印社座谈会在孔子讲堂举行。在这一系列研讨活动中,来自全国的数十位专家,阐述印信文化与诚信文明的历史内涵,对“新时代的诚信精神及其价值意蕴”进行深入研讨,为印信文化的普及推广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全面提升首届中华印信文化精品展的学术高度及影响力。

“这样高规格的展览和论坛,在曲阜举办是最合适的。这里与其他地方的气场不一样,是圣贤之地。诚信和这里有非常浓郁的血脉关系,印信和这个地方孕育、培养出来的文化磁场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也为篆刻家体现自己的家国情怀提供了平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协顾问、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印”与“信”是物证与价值观的关系

在陈振濂看来,在尼山围绕“印证诚信 共鉴文明”研讨,要从“大印学”的角度出发,围绕“学科交叉,文明互补”这两大理念支点往深远处延展,使中国篆刻成为世界性的存在。“在今天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里面,我们的印学和篆刻在‘东学西渐’时有什么样的作为。”陈振濂说,十年以前,整个古代的印章、篆刻史的研究尚在古人划定的范围。“现在我们提出的概念是世界印章史,中国篆刻史很重要,是核心,但世界印章史更重要,我们提出‘大印学’概念。”

陈振濂指出,“印”与“信”的关系,是物证与价值观的关系,是古物凭证与抽象理念的关系,是从形而下的物质到形而上的精神的关系。陈振濂首先展示了一些上古时期原始人留下的印痕,他说:“在没有私有制的原始人时期,人类就有了‘印记’的意识,如一片树叶、一串脚印、一个手印,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印痕’,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从‘印章’的原始痕迹‘印痕’,到今天形成‘印章’的概念,走过了整个文明史。整个文明发展史可以证明,‘信’通过‘印’来证明其存在。”

剖析开来,“印”作为物证是特别具体的,可以看、摸、把玩;“信”作为一种价值观,是抽象理念,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中。从形而下的物质到形而上的精神,在传统文化中,印、信之间进行了一个勾连,这对我们研究印章是非常重要的认知前提,即没有印不足以言信。

转换角度,则是无信不足以证印。“印章篆刻得再好,从印章文明史的角度,如果没有‘信’这样一个思想支撑,这个印章不见得会有人来认可你的证明。”陈振濂说,印、信是互为循环的关系——无印未足以言信,无信不足以证信。

陈振濂用举例子的方式,讲述了印信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时期,印记主要起符号标识功能,例如上古时期陶器上的陶拍,以及私有制出现后烙烫牲畜的标记。

在首届中华印信文化精品展上,展示着数种陶拍。早在齐鲁之地73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先民使用陶拍在成型的陶器外壁拍打,清楚地留下印痕,这样不但可使裂缝弥合,陶坯质地紧密牢固,还能留下美丽的纹饰。这种拍印纹饰的方式与印信钤盖的方式基本相同,许多专家认为陶拍对于印信的产生有着启示作用。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需要构建一种相互约束的渠道——以“印”来立存照,使社会更加守信。我国现存最早的印章实物发现于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物品。

“用印来宣示所有权,保证私有财产的稳定与可靠,这时候孔夫子的‘礼’便隐隐约约出现了,人们开始有次序了。如果牵走别人的马,这个烙马印显示是别人的东西,你得送还过去,这个就是次序。物是这样,马也是这样,其他整个社会生活的细节里面,一定也建立着次序。”陈振濂说。

作为符号标识,印、信是合在一起的,印是宣示,信是社会共同约定俗成的规则。这个标识功能为什么不用其他方式,而是用符号呢?“这和中国古代印文化的产生、当时的社会需求息息相关,跟今天在书斋里篆刻不是一回事儿。”陈振濂解释。

“一记多制”固定、重复循“信”

印信文化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印记主要起证明功能。陈振濂解释,这时期印记从“一记一制”发展到“一记多制”,“标记固定,则有‘信’,重复、可复制循‘信’”,还催生了印刷术,促进文明飞速发展。

春秋时期,印章主要应用于器物,一些陶斗、陶缸、陶缶上会有抑印的文字,主要功能便是凭信,证明器物的出处——作者和作坊。首先这是一种责任担当,等于现在的质量保证,第二可以防伪,第三是表归属,即“物勒工名”。“从文明史的角度考虑就是证明这个是我家出产的,此时‘信’开始延伸新的文明样式,这个文明的样式便是‘一记多制’,后面发展到印刷和传拓。”陈振濂说。

“这种印记的证明功能,有两个重点可以把握,一个是固定,再就是重复,不厌其烦地重复。”陈振濂说。这一观点,在东汉时期的学术著述中得到印证:学者刘熙在《释名》一书中言,“印者,信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解释,“印,执政所持信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视角,对中国历代的玺印、印信进行了生动解读。“把诚信和印章联系在一起,是从战国时期出现的,比如说齐国的古鉨印里面就有‘高幽信鉨’的称呼,当时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到了战国时期,玺印才成为一种文化和制度。”

此次印信展,有一套来自五莲牌孤城遗址中出土的四枚战国印,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备受观众青睐。“这处遗址在齐长城附近。从古印里,可以看出很多制度性的安排。这四件印非常大,几乎是一个手把持不过来的,有的印是对山区资源的控制,有的是控制海关,说明齐长城除了军事目的,还有经济目的,要通过关口得留下买路钱,要交税的。”方辉说。

方辉介绍,玺印文化还派生出一套中国独有的保密制度——封泥。先秦时期,人们运送物件,用绳子捆扎,在绳子的打结处粘上特制的泥块,按上玺印,用来防止别人拆开,叫“封泥”“泥封”“封缄”。后来,这一方法被用到文书的传递上。把竹简放在木匣里用绳子扎好,打结处粘上泥块,按上玺印,以作保密。

封泥不是印章,而是古人用印的遗迹。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战国直至汉魏时期多使用封泥,晋代纸张、绢帛开始盛行,取代了竹、木简的使用,封泥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秦汉时期,出现了带田字格的印,这个和瓦当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是铸造的印出现了分格,可以说是现在篆刻的雏形。在秦汉时期,律令当中对印的使用有严格规定,官府当中要盖印章,就是‘封泥’的制度。”方辉说。

封泥留存至今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曾说:“封泥之物,与古玺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较古玺印尤多,其足以考证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战国时期六国里面,齐国代表东方。齐国的官印,尤其是封泥可以说传世出土最多。近几年在秦都咸阳附近有很多的封泥出土。我们现在对先秦玺印研究的新材料目不暇接,一个封泥项目可以出到20多卷,是我们研究上古典章制度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方辉说。

封泥还极具艺术价值。清末以来,不少有名的篆刻家都从封泥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从而卓然成家。吴昌硕、赵古泥等篆刻风格大气磅礴、高古雄浑、庄重虚灵,无不与封泥的气质特点融合相连。封泥也是一部立体的印谱,可借鉴其边栏的多变和岁月的“造化”之功,形成特殊的古味与意趣。

印信文化能成为文化交流的软性艺术语言

陈振濂介绍,印信发展的第三时期,便是信物功能,例如皇帝印、职官印等。印成为社会阶层登记、划分之凭信。“次序越严整,就越需要印章的使用,因为要靠这个表明身份。”陈振濂分析。

印既是信用的凭证,到了一定历史时期也成为权柄的象征,用固定的印记来代表个人信用或职权。秦以后,玺印常常与国运相联系,立国的新主常常将制作天子玉玺视为第一要务。

秦汉之际,印上有钮,绶带穿钮而过佩戴于身,因此印的计量单位是“钮”。它既是信物,亦是饰物,有“佩之以绶”之规,就演变出无穷无尽的印绶美学。秦汉之印是姓名印或官职印,极其严肃。佩印是人格的彰显,言而无信的人是佩不得印的。

印信的证明作用,在“信义之邦”——齐鲁印信的风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除了跨越两汉而来的关内侯金印、刘疵玛瑙印等国家一级文物外,还有出自莱州的“右盐主官”系钤盖官盐的印信,印面有25.5cm×23.5cm之巨,若论体量堪称古印第一;来自济宁市博物馆的“范式之印”,出土于济宁嘉祥县的范式墓。范式便是守信的典范人物,据说他和朋友张劭约定好两年后去对方家中拜访,约定时间一到,范式如约而至,张劭具鸡黍相迎,二人浮一大白,“鸡黍之交”的诚信故事由此广为流传。

随着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文字不断渐进,汉以前作为书写载体的竹木简被魏晋纸张的发明所替代;各个时代、民族、区域的文化、审美因素和制作手段的不同,使印章有着应时、应需而产生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印信展中,可以看到先秦诸侯的玺印、秦印、汉印、魏晋印及唐、宋、元印,大小、材质不一,印风鱼龙变化,各臻其妙,呈现了百花齐放、移步换形的艺术内涵。

“从古人的印章到现在我们的公章、私章,各色各类的,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用得非常广泛,应该说是如影随形。现在更是离不开各种证书,从小到大,从校园到职场,证件必须得有章,有的还要钢印,这是一种证明,也是信用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对印章有着情结和寄托。”在圆桌讨论会上,曲阜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南京大学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周凯说,印章是诚信的基石,也是中华文化独有的标识,可以将其列为“文房五宝”。

正如学者所言,在一块极为有限的小小天地中,以其刀笔和结构表现种种意趣气势,形成各种风格流派,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力量的美。

纵观元明清时代的印章拥有者,可以看出印章其实透露了主人的人生想法和艺术追求,尤其是印章上面的字体选择和篆刻内容,常常表达了主人的思想情感。本次展出的一套四件蒲松龄印章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尤以“柳泉”为典型。

蒲松龄老先生终生挚爱村东柳泉,曾说“予蓬莱不易也”。这种爱,也化到这枚小小的印章中,将绘画和篆刻完美结合,既是一方布局精严、刀法灵动的篆刻作品,又是一幅有笔有墨的山水画。印面有泉、山、垂柳、书生,运用了斜角呼应的对比关系,山崖在右上角,山泉一泻而下,小桥上的书生面对泉水似有吟咏之状。坡岸上柳丝飘拂,既接山泉下泻之势,又有向书生招手之姿。这一山,一泉,一垂柳,一书生,大小高下,比例适中,境界空旷,巧妙地体现了“柳泉居士”的意境。

印章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从实用的功能转变为审美的功能。陈振濂从文化史的角度去观照,大大拓展了印章内容表现的丰富度,拓宽了印信文化研究的视角。“印信文化的研究是对传统文化‘两创’的探索研究,印信文化也能够成为不同国家和文化交流的软性艺术语言。”陈振濂说。(大众日报记者 卢昱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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