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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孔孟特色长篇文学作品践行文化“两创”

2022-09-23 10:02   济宁新闻客户端   杨义堂

山东是孔孟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文学的故乡。孔子编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意在“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孔子著《春秋》,为的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而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著有《左传》,是中国传记文学之滥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深沉坚定的文化自信,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2013年11月,习总书记视察山东济宁,在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又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揭开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新纪元。

作为一名孔孟之乡的文化工作者和报告文学作家,我把学习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做自己肩上的使命,从《诗经》《春秋》《左传》等中华文化原典中找寻民族文化的根脉,在浩瀚的历史风云中发现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人物和故事,用长篇历史文学作品的形式来讲好中华民族的好故事,书写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的史诗,展示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魅力,创作出版了《大孔府》《大运河》《鲁国春秋》《千古家训》《北游记:苏禄王传》《河道总督》《抗战救护队》《昆张支队》等八部长篇历史文学作品,契合了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黄河战略与大运河文化带、“一带一路”倡议等主题,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获得了泰山文艺奖、山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乔羽文艺奖等奖项。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和好评。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为我的《大孔府》题字“弘扬传统,不断创新”。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在调研山东大运河时,点名要我陪同考察,并称赞我的《大运河》是大运河文化带的优秀文学作品。中国作协原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原副会长何建明赞扬我的成功源于四个“发”,一是“发现”,发现重要的题材和人物;二是“发掘”,从历史题材中发掘挖掘出时代意义;三是“发挥”,根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创造;四是“发扬”,就是大力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山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姬德君在《文艺报》发表评论《齐鲁风 山东派 中华魂》,称赞我是一位扎根齐鲁文化、践行文化“两创”的“文学鲁军”的优秀代表。

回顾自己多年来的创作历程,我在用文学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方面,有诸多收获,也有很多体会。

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方面,我的做法和体会是:

一、回到中华文化和文学的源头,找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我多年在孔孟之乡济宁市从事文物保护和孔子文化的传承工作,对儒家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孔子为了让人从历史故事中明白王道和大一统的思想,亲自编订《春秋》,他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我接续孔子著《春秋》,创作出版了《鲁国春秋》,引领读者走进孔子生活的国度,以周礼传承为线索,描写了从周族兴起、周公制礼作乐、伯禽封鲁到孔子诞生、鲁国覆灭八百多年的历史。了解中华民族从一个事鬼敬神的民族是怎样走向敬德保民和礼乐文明的,对于中华文化正本清源有着重要意义。许多人评价,《鲁国春秋》不仅是文学界的收获,也是当代儒学界、历史学界的大成果。

二、找寻与时俱进的历史好故事,展示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奇说,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些年来,我没有写历代帝王将相,没有写农民起义,也没有写流行的宫斗戏,而是紧扣中华文化的起源、传承和复兴主题,瞄准了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和家庭,写出了他们对于弘扬中华文化的不懈努力。我的第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大孔府》写的是“天下第一家”曲阜孔府的命运。在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时期,一品诰命夫人陶氏以精明强悍的性格带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族向前走,小衍圣公孔德成在诗书礼乐的严格教育下成长,树立了家国一体的大情怀,在日寇逼近曲阜时毁家纾难,发表抗战宣言,投入到民族抗战的滚滚洪流中。《大运河》写得是明朝永乐年间汶上彩山农民水利家白英,他提出了治河的《白英策》,但是由于明初严酷的吏治,并不愿意出山。宋礼礼贤下士,主动和白英结拜为仁兄弟,在兄弟情谊的感召下,白英治河八年,终获成功。这部书在大运河申遗期间出版,送给国家文物局和国际遗产组织专家,为中国大运河申遗做出了贡献,并被列入了山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图书。《千古家训》写的是复圣颜子的35代孙、南北朝时期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的故事,他身处乱世,三次亡国、九死一生,不仅活了六十多岁,子孙满堂,而且留下了一部家训,他的子孙颜师古、颜真卿都是重要的文化大家。《颜氏家训》被誉为“历代家训之祖”“篇篇药石、言言龟鉴”,习总书记说,《诸葛亮治家格言》《颜氏家训》《朱子家训》都在倡导一种家风。可以说,《千古家训》就是一部家教家风的好教材。

三、严格历史考据,拒绝穿越、架空和戏说。由于多年从事文物保护和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职业习惯,对文艺界特别是影视剧中的某些穿越、戏说和架空历史的做法深恶痛绝,认为那种胡编乱造是作家不肯下功夫研究造成的,是对中国历史的破坏和对青少年认知的伤害。我在每一次创作之前,都要做好资料收集和历史研究工作,做足功课,力争成为文化专家。在写《鲁国春秋》的时候,我不仅从《左传》《史记》《汉书》等历史书中找实料,还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中找证据,从当地民俗当中去考察,因此有了诸多历史发现。关于孔子的出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是“野合而生”,这一说话流传了两千多年,历代儒学专家想给孔子辩解,但都不得其门而入。我从周代的“国野乡遂”制度了解到,“野”是比“乡”更偏远的地方。近年来在江西海昏侯墓中出土了一块孔子铜镜,上面写着“野居而生孔子”,原来孔子不是“野合”而生,而是居住在偏远的“野”地,现在的尼山附近,还有“北东野”等地名。《鲁国春秋》出版之后,儒学专家和孔氏家族的人奔走相告:泼在孔子身上的污水终于洗清了。在写《大运河》的时候,我到汶上南旺镇的宋庄、白庄村实地采访,人们说这两个村子的人不能结亲,是因为两个村庄的人打过架,有世仇。后来我查阅地方志,这两个村庄的人是明朝工部尚书宋礼和农民水利家白英的后裔,当年,宋礼为了请白英出山治河,与其结拜为兄弟,兄弟的后代不能结亲,所以《大运河》中就有了宋礼白英结拜兄弟、共同治河的感人故事,书籍出版后,我带领两个村庄的人一起到大运河边共祭治河功臣,他们释却前嫌,都为祖先骄傲不已。

四、远离西方颓废的文学流派,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传统方式来讲中国故事。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对各种西方文学流派都非常熟悉,也曾尝试用先锋派和魔幻现实主义写过一些习作,但是在我开始写这些长篇历史文学作品的时候,却发现用那种抽象、意识流、荒诞、悲观的西方文学流派来讲这种大情怀、正能量的中国故事很不合适,于是重新研读《左传》《史记》和四大名著,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学汲取营养,自觉接续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传统。一是注重塑造人物,刻画人物性格,再现人物的音容笑貌,展示他们的曲折命运,体验他们的爱恨情仇。二是注重故事情节,挖掘出历史故事本身的曲折和张力,使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冲突激烈,高潮迭起。三是突出重点,在展示主要人物价值观和精神追求的地方用力去写,使人物跃然纸上、光彩照人。在《苏禄王:北游记》中,苏禄王面对附近达威达威岛的欺凌,决心带领苏禄三岛的人们一起梯山航海到大明朝拜。他们乘坐着舢板和海盗、鲨鱼、海啸、暴风雨、食人鳄、海市蜃楼等进行斗争,还要和沿途的部落酋长斗智斗勇,最后终于来到大明。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黄亚洲赞赏说:“北游故事,堪比西游”。《千古家训》中,颜之推身处乱世之中,历经梁朝、西魏、北齐、北周、隋朝,三次亡国,多次被俘虏,陷于生死的边缘,每一次都惊心动魄。北齐被北周灭亡后,颜之推作为亡国之臣来到北周,担任麟趾殿学士,生活十分困顿压抑。他和从梁朝来的大文人庾信在一起谈天,庾信感叹梁朝灭亡,写了一首《哀江南赋》,颜之推感叹道,您还有江南可以怀念,而我人生最好的时间都在北齐度过,我的故国是哪里呢?南北朝三百年来,华夏文明一次次受到破坏和打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华夏文明的不幸啊!他回家以后,不吃不喝,写下了长赋《观我生赋》,回忆一生经历,为华夏文明而歌哭,几天之间鬓发全白。我们在1400多年后的今天,听到先贤对华夏文明悲怆的呼唤,怎能不动容,怎能不接过圣贤的薪火,把它举起来,传下去?!

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同时,我也没有故步自封,而是结合时代的发展、艺术形式的拓展和先进文艺理论的突破,大胆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创新之一,是用现代影视剧的视角和画面感来展示故事。影视剧是今天最有影响的文艺形式,是今天的唐诗宋词。我研究影视剧本理论,力争使笔下的故事有戏剧冲突,有画面感,给读者更鲜明的想象空间,扩大了艺术的表现形式,在我的作品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也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些文艺作品搬上荧屏。

创新之二,是写世道人心,直逼人性幽微。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研究过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大卫的《人性论》,后来又研究中国哲学的孟子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加之自己经过了许多人生的磨难与波折,对人心和人性有很深的感悟,因此,我的作品重在开拓人心深处细微的善恶,歌颂那些历经苦难之后坚守的良知。在《千古家训》中,面对南北朝的乱世局面,家国一次次破灭,许多贵族都葬身沟壑,但是读书人颜之推在野蛮的夷狄之中,真诚待人,竟然受到尊敬,还实现了建设文林馆和编订图书的理想。而在《抗战救护队》中,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作为一个华侨医生,为红十字会和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因为在海外长大,不懂得人情世故,竟然被挤走,在抗战胜利之后,竟然得不到一枚红十字会抗战勋章。

创新之三,是利用悲剧美学,写出主人公的伟大、坚贞与壮美。我有比较扎实的文学理论和美学功底,知道悲剧即美,用悲剧震撼人心。在《大运河》中,农民水利家白英治河八年,终获成功,竟然累死在去北京领赏的船上。《北游记:苏禄王传》中,苏禄王梯山航海,千辛万苦到大明来朝拜,得到大明皇帝的赏赐,但是在高高兴兴地回国路上却不幸去世。在《河道总督》中,潘季驯四次治河,悲情绝伦,最后竟然没有被朝廷认可,没有得到朝廷的谥号和葬仪。读者站在现代启蒙文明的视域下,能够感受到古典人物的悲剧之美。正是这一点,让这些作品的文本本身溢出了历史事实本身,获具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和美学意义。

在一个个寂静的深夜,我敲打着一段段文字,笔下的一个个历史人物衣袂飘飞,朝我款款走来,我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和这些历代圣贤融为一体,自己也融入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伟大实践中了。

(作者:杨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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